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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西江苗寨，我认为苗寨最吸引我。我简单介绍一下。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km，距离黔东南州州府凯里35km，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60km。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居民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西江每年的苗年节、吃新节、十三年一次的牯藏节等均名扬四海，西江千户苗寨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展览着一部苗族发展史诗，成为观赏和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大看台。你到过的最吸引你的民族聚居地是哪里？
西江千户苗寨拥有深厚的苗族文化底蕴，这里的苗族建筑、服饰、银饰、语言、饮食、传统习俗不但典型，而且保存较好。我自己偏向苗族的住宅，有特点。
2001年的三八节，单位组织千岛湖、黄山游，先游了千岛湖，后入住黄山市一看似还不错的酒店，准备明日纵游黄山。连日舟车劳顿，大家都很快进入甜蜜酣睡中。凌晨四五点忽有猛烈急速敲门声，叫人心惊肉跳地。朦胧中开了门，只见门前通道上已是三三两两，都不明就里地东张西望，既惊慌又茫然，气氛诡谲。等所有人聚齐，那敲门人也就是这次旅游的头，才语焉不祥、勿勿颁布“命令”，“各人赶快查查房间，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有人不解，求知欲又强，“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啦？”“头”气极败坏，惜字如金，“没有为什么，查就查，不查拉倒。”好像查房之由属绝密文件。
其实原因很简单：有位团友夜里遭窃，损失惨重：手机、钱包俱亡。
好在我们的“头”唇坚舌利，经过她的斡旋、斗智斗勇终于获得满意赔偿，算是圆满的解决了这一被盗事件。
有意思的是回来的路上，跟我们一起游旅的唯一一位男士（安排他来也有给我们护卫的意思）说，“这件事回去大家就不要说了。”他是担心市局领导知道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计划。这位男士特别儒雅，思维又缜密，虽是我们这团队官最大的（市局中层干部），但态度谦恭、语气柔和，他完全是好心，不料那女“头”却疾言厉色，“该不该说各人自己度量着办，觉得该说你就只管说去！”气势汹汹，潜意识里，她觉得大家已经“供”出她了——其实，这样的意外确是始料未及，她也不必引咎，况且善后过程中，她更是可圈可点，何尝有人就此臧否于她？——以己之腹度吾等纯朴人之意，甚谬！
1935年10月15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甘肃环县耿湾镇宿营。第二天黎明，部队即将开拔的时候，中央军委接到一纵队报告：在耿湾镇外宿营的三个营，有300多人突然意外集体死亡。这些死去的红军将士，前一天还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睡了一夜就再也没有醒来，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仿佛在睡眠中毫无痛苦地死去。
.........震怒了，周恩来震怒了，张闻天震怒了，全军上下悲声一片，连年龄最大、一向文质彬彬的徐特立老人都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
10月15日，是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整整一周年。一个星期后，红军大部队就要进入吴起镇，取得长征的胜利了。一年来，这些意外死难的红军将士穿越了万水千山，身经百战，却在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突然间神秘地、无声无息地死去，怎么不令人痛心！
开国少将王智涛在长征中负责中央纵队的设营工作。据他回忆，神秘事件发生后，.........极为愤怒，指示国家保卫局、军委保卫局和陕甘支队一纵队保卫局组成联合工作组，一定要侦破并严惩暗害红军将士的凶手。.........对负责此事的邓发、张云逸和罗瑞卿说：
“中央红军出征时，有八万六千之众，一路恶战险征，爬雪山、过草地，现在只剩下七千多人。无论干部战士，个个都是宝贝，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中国，开花结果，能带动一大片。一夜间，莫名其妙地死了三百多人，真令人痛心啊！你们马上去查，查清真相。如果是敌人暗害，抓住凶手，严惩不贷。”
根据.........的指示，联合工作组带着保卫部门的破案人员，进行了认真负责地清查，也抓了几个嫌疑分子，但没有找到此案是国民党特务所为的真凭实据。由于战事紧急，陕甘支队很快离开耿湾镇，向吴起镇方向进发。部队离开前，.........指示留下几个保卫局的干部和一个特别小分队，在环县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继续侦办此案，但同样没有线索。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后，.........又派出几位经验丰富的保卫和敌工干部，返回耿湾镇，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就这样，侦办干部换了几茬，调查历时一年多，仍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红军西征时，.........再次派人去侦办此案，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当时，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和陕甘支队一纵队卫生部的个别医务人员，怀疑可能是食物中毒或饮水中毒，但由于没有化验仪器和相关的药品，缺乏科学依据，大家也不敢乱说。
红军扎根陕北后，.........又指示曾经负责白区工作的周恩来，让他亲自负责侦破此案。周恩来动用了白区地下党的所有关系，包括打入特务组织内部的党的内线，调查了当时能够查到的所有特务组织，没有找到一点特务投毒的记录或线索。这起神秘事件依然没有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等部门也多次组织过对此案的侦办工作，仍然没能侦破此案。这起真实发生过的神秘事件，似乎成立一个未解之谜，成了一件悬案。当年对此事非常重视的.........、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这个谜团的揭开。
直到1989年，也就是事件发生54年后，这起悬案有了结果。这一年，兰州军区驻宁夏给水团到环县进行水文调查。该团的水文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在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偶然知道了这件事。出于职业习惯，他们想解开这个谜团。
他们踏遍六盘山路的沟沟坎坎，寻访当年的知情人。有当地的老人告诉他们：
“红军那年是从洪德那边过来后，是沿马坊川、罗山川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他们根据知情人的指点，找到了当年死难红军宿营的地方，对附近的水质进行了采样分析，发现水中的钾离子含量高出正常水含量的2-4倍。而当地的地质条件属于延长盆地的高含石油分布区，断层改造十分发育。泉水从地下溢出时，含有大量的氰气。氰气与水中的钾、钠具有亲和力，会形成氰化钾、氰化钠两种剧毒化合物。人体摄入超过50微克的氰化钾，就会无痛苦地死去。至此，这个悬了半个多世纪的谜团才被揭开。